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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埃洛伊（Cynthia Enloe）在《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书中认为，“民族主义通常源自男性化的记忆、耻辱和希望。”她认为，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冲突中，女人被降低为次要的、象征性的角色，要么成为“国家的标志“，被抬高、被保护（译注，如“祖国母亲”），要么作为战利品或赃物，被贬低和羞辱。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的行动者是捍卫他们自由、荣誉、祖国和女人的男人。
罗通多（Rotundo）——19世纪晚期美国中产的【男性理想】：
吉尔莫尔（Gilmore）——《制造男子气概》（Manhood in the Making）研究了男性的跨文化概念，认为男子气概没有统一标准。尽管如此，吉尔莫尔仍然认为：
虽然可能不存在“普遍的男性”（Universal Male），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表现来谈论一种“无处不在的男性”（Ubiquitous Male）……让女人怀孕、保护受抚养者免于危险、供养亲朋……我们可以称呼这种遍布世界的人为“男人—播种者—保护者—供养人”。
虽然女性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中可能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作为“祖国母亲”占据着重要的象征性地位。她们纯洁无暇。 传统的男人可能是家庭和国家的捍卫者，而女性则被传统主义者视为家庭和国家荣誉的体现。女性的耻辱是家庭的耻辱、国家的耻辱、男人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