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气概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性别与性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Making of Nations

作者：乔安妮·纳格尔（Joane Nagel，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ume 21, No. 2, March 1998, 242-260. 有删节

导言：政治人

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告诉我们公民身份、国家、民族、革命和帝国的结构与运转没有？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在作者的作品和思想中缺席，反映了性别的盲目和性别沙文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性别排挤，使得女性在民族国家和国家建立过程中看不见了。

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这种遗漏有两种回应。首先，通过记录女性在民族运动和反对派政治运动中的参与、领导，来揭示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第二，揭示和记录女性被排挤在政治组织、运动、决策机构和程序之外的机制。

我会回顾一些“把女性带回”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政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涉及“性别”（gender）和“女性”（women）两个术语的内涵。批评论述民族国家和国家经典文献，说它们忽视了女性，却也让人们几乎只关注女性革命者、领导人、隐性劳动力、剥削和对统治的反抗。

我首先关心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现代国家社会和政治分析的男性焦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国家权力、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革命、政治暴力、独裁、民主等等这些都被理解为男性事业，离不开男性的机构、进程和活动。

不是说女性在建立和推翻国家时没起作用，而是说女性作为公民、民族国家的一员、领导者的角色是男性谱写的剧本的角色，为男性而写，与男性相关。女性被设计为配角。这反映出男性观念中的女性气质和女性该有的“位置”。

麦克科林托克（McClintock）在其研究殖民主义的性别、种族和性的著作《帝国的皮革》（Imperial Leather）中注意到了民族主义的“性别话语”。她认为“男性理论家通常对民族国家的性别问题漠不关心，女性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少得可怜。”尤其是白人女性主义者在“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女性主义议题上行动迟缓”。

梅赛施密特（Messerschmidt）在《男子气概与犯罪》（Masculinities and Crime）中指出，女性主义者让男女平起平坐的时候似乎只关注女性。学者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在结构、文化或社会意义上，在关于犯罪、民族主义、政治和暴力等有明显性别划分的活动和机构中，哪些只是“男性的”。

我认为民族主义政治是一种男性主义的事业。我不忽视女性的贡献，尽管她们一直受到历史上的性别限制。我的目标是探索男性主宰民族国家的事实，以便看这种对男子气概的认识为我们理解当代国家和全球政治提供了什么见解。

建构男人和民族国家

辛西娅·埃洛伊（Cynthia Enloe）在《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书中认为，**“民族主义通常源自男性化的记忆、耻辱和希望。”她认为，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冲突中，女人被降低为次要的、象征性的角色，要么成为“国家的标志“，被抬高、被保护（译注，如“祖国母亲”），要么作为战利品或赃物，被贬低和羞辱。**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的行动者是捍卫他们自由、荣誉、祖国和女人的男人。

那么，当我们在说“男性”（masculinity）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时候我们又在说什么？

男子气概

最近美国的历史研究认为，**美国中产男性的当代模式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男子气概”（manliness）的复兴。**那时，对身体和行为的男性理想的复兴融入1896年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中。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莽骑兵”（Rough Riders）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作战，“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 of Columbus）等各种男孩子和男人们的兄弟会组织在19世纪末期发展壮大。